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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淑兰从一位普通工人，历经风雨，一度担任中组部副部长。昔日的工人代表，在掌握权力后，却背离中央平反大旗，拒绝为冤假错案正名，她的结局如何呢？

1924年，高淑兰出生于天津，家境贫寒，年幼时便体验到生活的不易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高淑兰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，提升自我文化修养。

1958年，高淑兰顺利完成学业，踏入铁道部北京二七机车厂大门，成为一名工人。在工厂期间，高淑兰以勤勉务实、兢兢业业的态度投入工作中，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被任命为车间党支部书记。

六十年代，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中国，社会步入特殊时期，高淑兰的命运发生剧变，随着大批老干部遭受不公正待遇，出现大量的职位空缺。

为维持国家的基本运作，中央组织部不得不采取特殊措施，从工人群体中选拔“左”倾色彩浓厚的人才以填补空缺，正是这一时期，高淑兰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，获得康生的青睐提携。

那时候，中央组织部被康生紧密掌控，他精心构建一个权力核心，郭玉峰作为军代表，高淑兰作为工人代表，以及康生的妻子曹轶欧，三者共同构成所谓的“铁三角”。

他们是康生的得力助手，也是“四人帮”中的关键成员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联手制造诸多不公与恶行。

1975年6月，高淑兰迎来仕途巅峰时刻，被调至中央组织部，担任中组部副部长，这一职位赋予她前所未有的权力。

随着1976年10月6日王、张、江、姚四人的被捕，“四人帮”势力被彻底瓦解。尽管“四人帮”已倒台，但郭玉峰与高淑兰依旧稳坐部长与副部长的位置，使得中组部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处于他们的掌控中。

袁任远等一批有识之士，深感忧虑，联名上书华国锋、叶剑英等领导人，呼吁对中组部进行必要的整顿与改革。

可同年11月，郭玉峰与高淑兰仍被选为党的十一大代表，继续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，这一结果加深人们对中组部未来走向的忧虑。

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落幕与四人帮的垮台，中国社会踏上历史的新征程，亟待重建秩序与经济复苏。中央启动冤假错案的平反与历史问题的重新审视，在这关键时刻，高淑兰的做法，与中央的政策相悖。

原山东省委书记舒同，文革期间的受害者，满怀希望前往中组部，寻求政策落实与新的工作机会，遭遇由郭玉峰、高淑兰的冷遇，拒绝他的正当请求，冷酷地将他逐出招待所，让这位老同志心寒而归。

舒同的境遇，只是当时北京众多老干部境遇的缩影，六千余位曾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的干部，被无端“闲置”，背负“社会糟粕”的污名，生活困顿，心灰意冷，更有众多被远放异地的老干部，质问为何他们的晚年要被如此无情地消耗。

老干部们激烈抗争，利用大字报、上访等多种形式，勇敢发声，控诉高淑兰等人的专横与不公，揭露其利用职权阻挠平反、伤害无辜的恶行。

这股正义之声，引起中央的关注，经过详尽调查，组织做出决定：撤销高淑兰的职务。

1977年12月，高淑兰重返北京二七机车厂，回归普通工人的身份。